毛公鼎。（资料照片）

利簋。

逨盘。

秦公镈。

■ 本报记者 赵争耀

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节目《金石探文明》正在央视热播，毛公鼎、大盂鼎、铸有372字铭文的逨盘、礼乐重器秦公镈等一批出土于陕西的珍贵文物，先后登陆央视。

“海内三宝”之毛公鼎、大盂鼎

毛公鼎、大盂鼎、大克鼎并称为“海内三宝”，是声名远扬的青铜重器，均出土于陕西宝鸡。此次央视《金石探文明》把镜头聚焦毛公鼎、大盂鼎，让人们了解到了这两件国宝的非凡之处。

毛公鼎是中国已知出土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，郭沫若先生曾评价其“抵得上一篇《尚书》”。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浑厚凝重，纹饰简洁古雅，呈现出典型的西周晚期风格。尤为珍贵的是，鼎内铸有约500字铭文，清晰地记载了周宣王对毛公的册命，也就是“任命书”。它是研究周宣王时期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等的重要物证，也为研究西周官制、册命制度等提供了真实资料。

出土于陕西眉县的大盂鼎，高101.9厘米，口径77.8厘米，重153.5千克，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早期体量硕大、铭文珍贵的著名青铜礼器之一，是西周礼乐初兴、秩序方定的实物见证。大盂鼎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，铭文字迹遒劲端严，布局疏朗有致，其铭文处于西周金文由不规整走向规整的转折阶段，为后来秦篆、汉隶及楷书方块字奠定了基础。大盂鼎铭文记录了周康王册命盂的史实。康王回顾了周文王、武王的立国经验，总结了殷商官员耽于逸乐、纵饮无度的覆亡教训，告诫盂要效法先祖，竭诚为国。

逨盘：铭文与《史记》互证史实

2003年，宝鸡市眉县杨家村5位村民取土时，意外叩开了沉睡近3000年的西周窖藏，27件青铜重器破土而出，件件铸有铭文，引起高度关注。其中铭文最多的是一件青铜盘——逨盘。

逨盘通高20.4厘米，口径53.6厘米，重18.5千克，内底铸有372字长篇铭文。第一部分铭文记录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12位周王（从文王到宣王）征战沙场、治国理政的历史，其所载的西周诸王世系名号和次序，首次以实物印证《史记·周本纪》的准确性；第二部分铭文记载了周王对逨的册命，要求他发扬祖辈精神，协助管理天下山林川泽。

逨盘造型典雅庄重，方唇、折沿，浅腹两侧设有一对附耳；圈足之下，4只兽形足沉稳雄健，托举起整件重器。那么，这件青铜瑰宝究竟是如何铸造出来的？据专家介绍，逨盘器身结构繁复而规整，口沿、唇部、腹部、圈足、附耳等部位层次分明，其成型依赖于古代充满巧思的铸接技术。在铸造过程中，工匠先分别制作好各个附件，再将其嵌入主体模具之中，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。

秦公镈：秦人开拓精神的见证

镈是一种大型打击乐器，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在贵族祭祀或宴飨时，常与编钟、编磬配合使用，用以统领节奏、把控全局。在《金石探文明》中亮相的秦公镈铸造于春秋早期，造型庄重雄浑，通高75.1厘米，重62.5千克，器身装饰龙凤纹、蝉纹等精美纹样。

时间回到1978年1月。陕西省宝鸡县（今宝鸡市陈仓区）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社员在村中取土时，于一个窖穴内发现铜器。村民们保护现场并逐级上报。经文物部门发掘清理，在距地表3米深的窖穴中，专家们发现了一字排开的5件铜钟和围绕铜钟半圆状排列的3件铜镈。经确认，这8件青铜打击乐器均保存完好，且在器身上有铭文发现。其中，3件秦公镈除大小各异外，形制、纹饰、铭文完全相同。经过对铭文内容的识别，专家确认这批青铜乐器的主人为春秋时期的一位秦国国君。

比起精美的造型，更令人欣喜的是秦公镈器身上135字的铭文。这些铭文行列疏朗，笔画隽秀舒展，起落轻重得宜，被认为是大篆向小篆的过渡性文字。文中提到了秦襄公、秦文公、秦静公、秦宪公的业绩，着重讲述了秦襄公因勤王有功，被周平王“赏宅受国”的历史，还记述了时任国君，即作器者秦武公纳聚贤才、励精图治的举措。

秦公镈是秦人开拓精神的缩影，上面的铭文既是对秦人祖先功勋的彰显，也是秦武公自己发奋图强的决心。它的出土，让史书里关于秦人开拓精神的记载更加立体丰满。

利簋：铭文锁定武王伐纣时间

说起武王伐纣，大家都不陌生。但若要追问“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”，历史上莫衷一是。直至1976年3月，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农田里发掘出一件造型庄重的青铜器。器物内“武王征商，唯甲子朝，岁鼎，克昏夙有商”等32字铭文，印证了传世文献对牧野之战的记载，将武王克商的年代锚定在公元前1046年，堪称3000多年前的“时间证人”。这件青铜器，正是利簋。2002年，利簋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的文物。

利簋通高28厘米，口径22厘米，上半部为圆形，侈口，鼓腹，两侧有两只兽形耳，兽形耳上还有垂珥，下半部为方形底座，造型庄重沉稳。簋，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，主要用于放置饭食，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、粱等食物的器皿。在商周时期，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，它也是重要的礼器，宴享和祭祀时，簋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。史书记载，古人在祭祀宴享之时，天子用九鼎八簋，诸侯用七鼎六簋，卿大夫用五鼎四簋，士用三鼎二簋，充分体现了商周时期严格的等级制度。

石鼓：历经沧桑存续至今

10个其貌不扬的石鼓，缘何被称作“中华第一古物”？它们究竟蕴含何等价值，引得杜甫、韩愈、苏轼等历代名人竞折腰？

《金石探文明》聚焦诞生于先秦、国内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遗存——石鼓，解读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石鼓是战国时期秦国的遗物，共有10个，每个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均为花岗岩材质，因外形似鼓而得名。唐初，石鼓在陕西凤翔府陈仓山（今宝鸡市石鼓山）被发现，从此开始了它们漫长曲折的流转经历，曾先后存放于凤翔孔庙、北宋保和殿、元代国子监等地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为躲避日军侵华的战火，石鼓被移出北京国子监，加入故宫文物南迁的队伍，辗转于上海、南京和四川峨眉等地，直到1950年终于回归故宫博物院。

10个石鼓原有铭文约700字，历经岁月剥蚀，仅存约200字。各鼓以四言诗形式，记述了东周时期某位秦公组织的盛大游猎与祭祀活动，内容涵盖山川、车马、气象、礼仪等方面，与《诗经》的风格非常相似。石鼓文为先秦大篆，是处于西周金文向秦小篆过渡阶段的文字，对研究汉字演变和书法艺术具有重要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