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刘应红

父亲走后，家中陡然静了下来。母亲常常一个人坐在藤椅上，目光凝滞，闷闷不乐，终日陷在悲伤里。为了让母亲走出阴霾，我从友人处抱回一只棕毛小狗。它长得圆滚滚的，走路时肚子几乎蹭着地，憨态可掬。我满心以为母亲会喜欢，谁知她只瞥了一眼，便皱起眉头：“我从来就不喜欢这些猫猫狗狗，看到都讨厌。”

这狗却不知趣，一直摇着尾巴，蹒跚着凑近母亲的脚边。母亲挪开脚，呵斥道：“走开些！”它听不懂，仍是跟前跟后。母亲讨厌它，便随口起了个名字——莽子，意即傻瓜。不过，我们觉得这名儿倒是亲切，于是都叫它“莽子”。

有一天，母亲将一瓶啤酒暂时搁置在地上，转身去取杯子。莽子摇尾而过，尾巴扫到瓶身，玻璃瓶倒地，顿时酒沫四溅。母亲闻声赶来，见状大怒，便去屋外折了一根细藤条要抽它。莽子晓得闯了大祸，伏在地上不敢动弹，只将耳朵贴向脑后。待母亲举起藤条，它却不逃走，只将毛茸茸的尾巴轻轻扫着母亲的裤脚，一双湿漉漉的黑眼睛望着母亲，好像在哀求母亲放它一马。母亲手中的藤条举在半空，始终没有落下。她想了片刻，丢开藤条，叹了口气，便自去取拖把来清理狼藉。莽子见母亲没有打它，便又起身，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她后面。

母亲年岁大了，身上难免有些病痛。有一次，她早上起床觉得头痛，量了体温，有些发热。我便开车送母亲去十里之外的小镇上一个诊所治疗。车子刚发动，莽子不知从何处钻出来，追着车跑。母亲从车窗探出头喝道：“莽子，快回去！”它不但不听，反而跑得更快了。母亲又骂了两声，车子驶出好远了，我以为莽子回去了。不料我们前脚刚进诊所，母亲刚在椅子上坐定，便见莽子“呼哧呼哧”地闯进门来，舌头伸得老长。它四处张望，看到母亲，便疾奔过来，伏在她脚边喘息，一副小孩子的模样。母亲低头看看它，竟破天荒地没有斥责，只轻声嘟囔了一句：“莽子比人还黏人呢。”

真正使母亲对莽子的态度大为转变的，还是一桩小事。那一天，母亲从山上扛了一根枯树枝回家，预备拿去灶间当柴火。树枝虽不重，但她仍弓背扛着，步履蹒跚。莽子本来在场坝上晒太阳，见状忽地跃起，跳上前扑在树枝上。母亲被突然一撞，只得放下树枝，正要发怒，却见莽子衔起那树枝的一头，努力地往屋里拖。它身子矮小，树枝又长，拖起来颇费力气，却一直不肯松口，一路歪歪斜斜地将树枝拖至柴火灶边，方才放下，然后摇着尾巴，回头看母亲。

母亲愣住了，站在那里半晌不动。良久，她走向柴火灶，却不是去拿树枝，而是舀了半碗饭，又特意拌了些肉汁，放在莽子面前。“吃吧。”她的声音还是硬的，但语气已软了许多，“你这个莽子，今天倒是做了件让我感动的事。”

自此以后，母亲虽然还叫它“莽子”，但不再时时训斥它，她吃饭时会扔肉给它，晒太阳时也允许它趴在自己的脚边。莽子似乎也明白母亲态度的转变，跟得越发紧了，成为陪伴母亲的忠实朋友。母亲的脸上，也渐渐地有了笑容，她对我说：“莽子好通人性。”

其实，人与动物的情谊，大抵如此。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，那些微不足道的忠诚与陪伴，渐渐融化了一颗冰冷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