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王惠武

5角钱，对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我来说是不小的面额。

平日里，我能拿到手的最多是5分或者1角的零花钱。只有在过年的时候，才会从父母给的压岁钱里拿到5角钱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盼过年，拿上这一张张5角钱是最开心的时刻。

一过腊八，我和哥哥姐姐便开始掰着指头盼过年，那种期盼的心情直到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结束。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母亲一起赶集，小镇的集市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，走30分钟左右就能到。要过年了，往常不大热闹的街道被人来人往的行人拥堵得严严实实，采购年货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喜庆。

母亲要盯的是谁家摊上的猪肉又便宜又肥厚，根本不去看什么肋排，况且那个时候，也没有把肉的品类分得那么细致，当然不是谁想吃肉就能吃得上，要凭票才有购买资格。搞价是集市上最常见的行为。买卖牲口的，粗糙的手都很神秘地在棉袄袖子里不停地伸长倒短。在等待中，母亲终于完成了选购和搞价环节，带领我们赶往卖小吃的地方。

年夜饭是我们的重头戏。平日里不舍得吃的白面馍、糖包子，都会被手脚利落的母亲提前给我们准备好。在父亲的带领下，我们贴对联、包饺子、拉风箱烧火，过油、炸麻花、麻叶……当萝卜拌肉的饺子端上桌子，热气弥漫在我们的眼前，此时我们应该是最幸福的人。

看春节联欢晚会是过年的一个重头戏，小区旁边的水处理站是大家共同奔往的据点。天还大亮着，我们便会早早搬上几摞砖头，组成凳子，眼巴巴地守着，就怕被别人占据了好的观影位置。刮风还不怕，怕的是刮风又下雪，大人们熬不住，很快离开。而我们小孩子，不到电视屏幕里闪现出“再见”，是坚决不离开的。

大年初一，一早便穿上母亲给准备好的新衣服，给长辈磕头拜年，牢牢捏紧父母给的5角压岁钱，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。这个时候，商店门口小商贩摆放的花炮就是我们这些男孩子最抢手的商品。家里我最小，父母每次也给我的最少，只能把买回来的鞭炮拆开，一个一个放，怕早早放完了，被其他孩子笑话。女孩子们此时就会相聚一堆，炫耀自己的新鞋和新衣服。

小区不大，但邻里关系非常好。大年初一，父母便会领着我们走东家串西家地去拜年。一把瓜子、几颗糖，相互的祝福和对来年美好的期盼，汇成了最美好的音符，成为难忘的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