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刘晶亮

整理书房时，一本蒙尘的旧相册从书架顶层跌落。封皮上的牡丹暗纹被岁月浸得发白，我蹲身拾起，一张泛黄的照片滑出——这是一张校庆合影。身穿藏蓝中山装的老人端坐中央，白发梳得齐整，脊背挺得像后山的老槐树。

“这倔老头子。”身后传来奶奶的声音。她扶着门框，老花镜滑到鼻尖，目光落在照片上，手指轻轻抚过照片里爷爷的轮廓，眼尾渐渐洇出潮红。

1956年，镇川中学的第一声上课铃，在一片荒原上响起。刚从师范毕业的爷爷，背着铺盖卷扎进了这片黄土漫卷的天地——生产队划给学校的，不过是大片寸草不生的野地，黄土夯成的地基上，孤零零立着三间土坯教室、一排灰扑扑的平房，四周连棵树都没有，风卷着沙粒打在窗纸上，呜呜咽咽像哭。

爷爷的课表排得满满当当：上午站在漏风的教室里教算术，下午就扛起铁锹带学生往后山跑。“石头硌脚底板，背篓勒肩膀。”多年后奶奶翻着老相册念叨，“他总说娃们手劲小，自己多背两块。”师生们的肚子总填不满，爷爷的胃病就是那时落下的——饿狠了就蹲在工地啃口冷馍渣，后来胃一抽一绞，他也只揉着后腰笑：“不打紧，娃们长身体呢。”

最熬心的是归期。陕北的交通像被掐住了脖子，放假想回家？难如登天。爷爷和奶奶新婚燕尔，思念全靠信纸传。有年深秋，爷爷终于盼到探亲假，背着包袱刚走到渭河边，就撞见铺天盖地的黄浪——上游暴雨冲垮了堤坝，浑浊的河水裹着断木冲下来，渡船早被冲得没了影。他在岸边等了三天三夜，鞋底沾满泥浆，硬是等不来船，无奈只能返回学校。

1964年秋，奶奶咬咬牙，跟着舅爷的毛驴车往陕北赶。县城的老卡车颠得人骨头散架，篷布漏风，她把棉絮裹在身上，怀里还抱着给爷爷织的灰毛衣。过渭河时，大船先运汽车，乘客得蹚着齐膝泥推车。“鞋底沾的泥能把鞋拔下来。”奶奶笑着摇头，“裤腿全是泥点，到学校晾了半个月，硬得能立住。”

当她站在学校门口，眼前的景象让她鼻酸：30孔窑洞虽立起来了，可风沙更凶。夜里起风，黄土粒子打在窗纸上簌簌响，爷爷趴在煤油灯下改教案，灯芯挑得老高，玻璃罩子熏得乌黑。奶奶摸了摸他的手：“冻成这样咋不生个炉子？”爷爷头也不抬：“煤要省着给娃们烤手，我多穿件破棉袄就行。”

1977年，爷爷成了副校长。他带着老师们啃教材、编习题集，试卷散发着油墨味。周边三县的高考生背着铺盖挤破校门，有娃连饭都吃不上，爷爷就从自己口粮里省半块馍，塞给那孩子：“吃吧，好好学，将来建设咱镇川。”

1996年爷爷退休，终于踏上了归乡路。他在陕北的黄土地上扎了根，用四十年光阴，把青春熬成了教案里的墨香，把热血融进了学生的行囊。

风掀起桌上的老照片，爷爷的藏蓝中山装被吹得猎猎作响。我轻轻按住相片，仿佛触到了他掌心的老茧——那是黄土地的纹路，是四十年奉献的勋章，更是刻在我们家族血脉里的精神根系。